茅于轼：不让有钱的人有势，不让有权的人捞钱
茅于轼，当代著名经济学家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原研究员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原所长，人文经济学会原理事长。系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侄子。
来源：梭罗岛人文传媒
作者：茅于轼
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，并不是均匀地分配给每一个人的。
这些年来，由于各人能力、机遇、努力的不同，也由于各人接近权力的程度不同，不知不觉之中社会结构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现在主导着社会演变方向，支配各种资源的人与以前相比已整个地换了一批。
也许我们每个人回想一下自己，看看邻居以及亲朋好友中的变化，能更真切地体会这种变化的真实性。
这个不声不响的变化还在不断地发展之中，它将导致什么后果，这是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在关心的。
社会学家将这个问题称之为社会分层。
然而研究社会分层的目的何在，依什么标准来划分分层，这些标准有没有统计资料可供操作，各有各的说法，并无统一的认识，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没有什么突破。
从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，研究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，是看资源是受什么支配的，是由市场支配还是由权力支配。
研究社会分层的目的，是了解公平和效率的状态，寻找同时可以改进公平又有利于效率的措施。
社会分层划分的标准要从分配资源的途径入手，了解消费、投资这两大项最终产品的去向中有多少百分比是通过市场分配的，有多少是通过市场以外的渠道，即权力渠道分配的；
特别是个人收入的分布状况，以及其中通过市场得到所占的比例和通过权力得来所占的比例。
在计划经济时代，从表面上看大部分消费品仍通过市场交换（要用钱去买），但人们用来购买消费品的收入却并无一个劳动市场来提供，而是由计划渠道决定。
各个级别的工资数只有国务院才有权决定；某人应该定在哪个级别上由单位领导说了算，至于投资更不是老百姓的事，所以那时的资源基本上是由权力支配的。社会分层就分为有权阶层和无权阶层。
在进入建设市场经济的时代之后，越来越多的资源由市场支配，于是社会分层又分为有资本阶层和无资本阶层，但按权力分配资源的规则没有停止起作用。
两种分配方式还在争夺地盘，但即使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仍有相当大一部分资源是由权力分配的，这部分主要是政府开支。
人类社会的存在必须依靠物质消费。在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，形成了人们控制和支配资源的规则。
所有权的确立是支配资源最基本的规则。依所有制划分有公有制社会和私有制社会。
当然，纯粹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并不存在，但以公有制为主还是以私有制为主却是界限分明的。
在公有制社会中，资源按权力的大小来支配，所以人们竞争获取权力，于是产生了官本位，连和尚也有处级科级之分。
由于权力的供应有限，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领导，因而权力的竞争带有排它性，这种竞争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和成本抵消之后往往为负，这就是内耗。
当然也可能为正，如果竞争的规则能挑选出好的掌权人来支配资源。
在私有制社会中资源的配置由市场所形成的价格决定。价格是一种客观的信息，是由众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形成的，没有人能垄断价格。
然而价格的背后是谁拥有用于支付价格的金钱的所有权，于是在市场制度中人们转而追求金钱，所不同的是金钱或财富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，不像权力的供应有限且具有排它性。
经济学证明了竞争性的市场制度能最有效地利用资源，结果是市场制度促使社会财富空前的增长，同时将人们分成了富人和穷人，有资本阶层和无资本阶层。
社会分层，无论按权力或按金钱，都认为是有害的。
其实我们不可能设想一个不分层的社会，因为社会分层实际上是对资源的控制，不分层的社会是一个无控制、无规则的社会，它根本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。
社会的公共事务必须有权威方面出现管理，这就会出现有权阶层。
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承认警察是必要的，一旦有了警察就必须有税务局，它从百姓那里征税以维持警察，于是政府就出现了。
同样地，即使是最激进的社会主义分子也不敢提出绝对平均主义的主张，因为一个失掉了激励机制的社会，是没有前进动力的，所以有资无资的社会分层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。
这正是使人们困惑的地方。
我们既讨厌社会分层现象，又不能没有这种分层，我们究竟要解释的是什么呢？
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我们要回顾市场制度的运营原则，这个原则很简单，即地位平等的交易双方，在自愿的基础上对各自拥有的商品或服务进行交换。
我们所厌恶的社会现象正是破坏了这个原则，譬如，交换双方由于权力不等，在交易时不具备平等的地位，换言之，交易依赖于权力。
例如，某些买卖只许一定的人士做，普通人不得进入，又如某些商品指定必须从某一厂家采购，或者对某些商品排斥他们进入市场，或者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禁止某些商品的使用等等。
我并不否认，以上种种限制有不少是必要的，但我们必须注意，一旦由于任何一种理由让权力进入了市场，权力就可以与金钱交换，这是一切市场出毛病的起始点。
社会分层为有权和无权，又分层为有资和无资，这都不可怕，甚至还是必要的，可怕的是把权力运用到市场中去，用来和金钱相交换，其结果是有钱的人变得有势，有权的人变得有钱。
有钱人的势并非是公共管理的需要，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公共管理的才能；
有权人的钱并不是在市场上通过平等自愿的交换赚来的，而是用公众赋予的管理权去交换得来的。
所以我们要防止的是有钱的人有势，和有权的人借权弄钱。
可是事实上这两点很难做到，权和钱的勾结是任何一个使用货币的社会中极难防范的事。
政治家竞选需要大笔开销，穷人根本不可能去竞选；一个富人犯了罪可以花钱请精明的律师为他辩护，有罪可以变无罪，这些都是权钱勾结，可是又是合理合法的。
更不用说，一切政府管市场的地方都有贪污的机会存在，可是政府又不能不管市场，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，所以说权钱的勾结是极难防范的。
但是一个清醒的政府应当随时警惕，防止各种方式的权钱勾结。禁止有偿新闻，肃清收费评奖，不许择校收费，杜绝买卖文化，等等。
但剩下的问题还很多很多，值得在每一项政策出台以前以及对已经出台的政策都要仔细想一想，这样做是否会给权钱勾结钻了空子。
一个清醒的政府要盯住有钱人，不让他置身于法律之外（美国的九家大公司，如微软、IBM官司不断缠身，他们不可能逃脱法律之网的监督）。
如果政府傍大款，社会的正义必将处于危险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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